《魔鬼经济学》，关于聪明人怎样看世界的书，畅销数十个国家的大众经济学经典。 逃出认知囚笼，以经济学方式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世界，打破惯性思维，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革命性的思考、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同寻常的分析，揭示事物表象之下真实的一面。 当今全球*有趣的大脑，教你如何更有效、更有创造力、更理智地观察和思考。

     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该奖被称为“小诺贝尔奖”），被誉为“当今美国40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声誉得到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公认。 列维特198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9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执教，短短两年时间，列维特就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2002年列维特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经济学部委员。他还担任《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的编辑和《经济学季刊》(OJE)的编辑。克林顿政府曾经力邀他加入自己的智囊团。小布什总统在大选的时候也把“请到列维特作为犯罪专家”作为拉拢选票的一张王牌。 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 获奖作家、记者、电台和电视名人。他放弃了使他几乎成为摇滚巨星的第一个职业，成为了一名作家，曾就职于《纽约时报》，著有《骚动的灵魂》《一个英雄崇拜者的自白》，另著有儿童图书《长两个肚脐眼的男孩》。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间新闻或日报，就会心生毛骨悚然之感。

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罪魁祸首就是犯罪。犯罪率不断攀升——几十年间，美国任何城市的犯罪率曲线图都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而按照当时的趋势，如今正是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行将终结之时：故意或过失枪杀案司空见惯；劫车、贩毒、抢劫、强奸同样屡见不鲜；暴力犯罪成了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

“情况大有恶化之势。”

“未来会更加糟糕。”

权威专家无一不如是预测道。

恐慌的制造者就是所谓的超级猎手：这个形象曾一度随处可见，他在各大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怒目圆睁，几十厘米厚的政府报告中遍是他堂而皇之的身影；他是一个骨瘦如柴、浪荡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握廉价枪支，内心无所忌惮、残忍无情。

我们被告知，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嗜血杀戮的一代将把这个国家拖入无尽的深渊。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为美国司法部长撰写了一篇报告，称青少年杀人案将急剧上升。他认为：乐观的话，青少年杀人案在10年内会上升15%；悲观的话，则会翻一番以上。

“下一轮犯罪高峰期将来势汹汹，”他说，“相比之下，连1995年都会变成美好的往昔。”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及同样博学多识的预测专家都对未来做出了同样惨淡的预测，连克林顿总统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我们要在6年内扭转局势，治理青少年犯罪，”克林顿称，“否则将国无宁日。而我的继任者将无暇再对全球经济的良好机遇高谈阔论，而是得忙于保护城市街道上人们的身家性命。”

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接下来，犯罪率并没有继续攀升，反而开始下降，持续不断地下降。

犯罪率的下降有点不寻常：这是一次全面的下降，全美各地各种类别的犯罪都在减少；这是一次持续的下降，下降幅度逐年加大；这还是一次全然出乎意料的下降——对于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专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次形势逆转之迅猛令人震惊。青少年杀人案发率并没有像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所警示的那样翻番，甚至也没有增长15%，反而在5年内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国的总体凶杀案发率已经降至35年来最低。斗殴、汽车盗窃等几乎各类犯罪的案发率同样如此。

虽然各类专家没能料到犯罪率下降（而早在他们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时，犯罪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苗头），但此时他们却开始争先恐后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他们提出的理论多数听起来头头是道：一说是因为90年代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一说是因为《枪支管制法》的普及；还有一说是因为纽约市所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1990年，纽约发生了2 262起凶杀案，而2005年只有540起。）

这些理论不仅头头是道，还很振奋人心，因为根据这些理论，犯罪率的下降得益于具体且短期的人为措施。如果枪支管制、巧妙的治安策略和提高工作报酬能够降低犯罪率，那即是说刬恶锄奸的能力原来唾手可得。那么，等下一次犯罪猖獗——但愿不要——的时候，我们便有经验可循了。

这些理论似乎顺畅无阻地从专家口中，传到了记者耳中，然后又进入大众的思维，并迅速上升为传统观念。

但有一个问题：这些理论并不正确。

还有另一大早已发生的因素导致了90年代犯罪率的骤降。这一因素早在20多年前便初见端倪，它涉及一位名叫诺尔马·麦科维的年轻女子。

正如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一个大陆扇动一下翅膀，最终导致另一个大陆发生一场飓风。诺尔马·麦科维也在无意中猛然扭转了历史进程，而她的初衷只是想堕胎而已。

1970年，她年仅21岁，是一个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一无所长、酗酒吸毒的女子。此前她已经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了别人收养，但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然而，得克萨斯州和当时美国的多数州一样，规定堕胎是违法的，最终麦科维得到了地位远超于她的权势人物的关照，他们为实现堕胎合法化，让她作为主要原告，发起了一场集体诉讼，被告则是达拉斯郡检察官亨利·韦德，这件案子最终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而此时麦科维已经化名为简·罗。

1973年1月22日，法庭判罗女士胜诉，允许美国全境进行合法堕胎。然而，这对麦科维/罗女士来说为时已晚，她已经把孩子生了下来，并开始寻找领养家庭。（多年后，她放弃了自己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立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堕胎活动家。）

那么，“罗诉韦德案”如何在历经一代人之后，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跌呢？

仅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而在“罗诉韦德案”之后，很可能有数百万女性选择了堕胎，这些穷困潦倒、未婚先孕、承担不起非法堕胎或没有门路的未成年妈妈常常是不幸的代名词。正是这些母亲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会远高于平均水平，但由于“罗诉韦德案”，这些孩子并未出世。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事件随后产生了一个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后，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应步入壮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开始骤降。

所以，美国犯罪高峰没有如期到来，并非得益于枪支管制、经济繁荣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为潜在罪犯的数目大幅减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么，那些犯罪率下降论专家（曾经的犯罪灭国论者）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堕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